在当前中医临床工作中，现代医学诊断仪器等理化检查已广泛应用，这对提高诊断水平和进行疗效的观察随访起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中医的治疗也不应局限于症状的改善和康复，但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在辨证施治过程中如何处理理化检查指标与用药依据的关系呢？
经常听到到有人说，这几味中药可以降转氨酶，那几味中药能够消炎，于是临证处方不用辨证察体，信手拈来，对号入座。倘若效不应手，便束手无策。裘氏并不反对辨病用药，临床真能找到一些针对理化指标效果显着的方药，当然是一桩好事，但事实上是比较困难的。
裘氏说，由于中西医学对人类生命现象审视的观点有差异，即使名称相同而内涵也有区别，因此我们在临床处理具体问题时，不能套用西医的观点指导中药的处方，更不能围着理化检查的指标转，以致束缚了辨证的思路。在这一方面，他是有深刻教训的。
裘氏年轻时曾患西医所说的伤寒病，发热十余天，请西医多方治疗，发热未退(当时抗菌素应用尚不普遍)，症无寸减，后延宁波名医徐余藻诊治，拟河间三一承气汤，用药剂量较大，1帖后热减半，大便通，2帖热平，3帖病愈。按西医观点，伤寒病至第3周易并发肠出血、肠穿孔，故忌用攻下。在服药之初，曾为之疑虑，经过亲身体验，始恍然感悟中医学名方之妙用，而西医的论说之不可拘泥。
再如，对高血压病的治疗，用生地、珍珠母、石决明、钩藤、菊花、黄芩等滋阴平肝熄风之属，已成通套之法。我们不否认这些药物有一定的降压作用，但此类方药并不是对所有高血压患者均有效果。裘氏曾谈起昔年上海一名医曾用大剂附子、肉桂等方药治愈高血压的病例。当时有人曾对其处方提出异议，但其疗效是无法否认的。裘氏在临床上常用祛风(如羌活、防风、秦艽之属)、补气(如黄芪、党参、太子参之属)、化湿(如苍术、米仁、茯苓之属)等方法治疗高血压，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疗效。
又如，对慢性肾炎的治疗，目前中医临床并不限于消除水肿一症。如何改善或消除蛋白尿等异常化验指标，常常成为治疗所追求的目标，但中医尚无专门消除蛋白尿的定法。裘氏在临床治疗此病时，常“置蛋白尿于不顾”，根据对本病病机的认识，采用补气摄精，利湿泄毒等攻补兼施之法，因人制宜，随证消息，使不少病例的临床症状及化验指标均有不同程度的改善或恢复正常。
裘氏认为，理化检查指标可以作为诊断西医的病和观察中药效的参考，但在辨证施治时则不可受理化检查指标的局限和约束，否则中医治病的思路将变得狭窄，治病的方法将变得单调，反而影响疗效的提高，这样的例子屡见不鲜。另外，我们在临床上还注意到，某些在实验室里证明能改善理化检查指标的中药，当移用到病人身上时不一定能应手取效。这些现象的实质乃是中西医两门学科的理论和指导治病的出发点不同。试管的效应与药物进入人体后的复杂变化更大有区别，中药的治疗并不单纯着眼于驱除或杀灭致病的微生物来取得疗效，而主要是通过调整机体整体功能的不协调来达到驱除致病因素和修复病灶的目的。再者，中药的治疗作用往往是多元的，随着配伍、剂量和煎煮方法的不同，其治疗效应有很大差异。在使用中药时还要结合病者的个体特征而作相应的权变。因此，我们应该用中医的理论来指导中药治疗，那种试图以一种固定方药来纠正某些理化检查指标的方法，愿望虽好，但常很难尽如人意。这是应该引起我们注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