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疮疡形之于外，病源必根于内
顾氏以“外之症实根于内”立论，遵循经旨“诸痛痒疮，皆属于心”，火能克万物，故百病由火而生。发于内者为风劳、盅膈、痰喘、内伤；发于外者，成痈疽、发背、对口、疔疮。顾氏曾谓：“疮疡大证其形于表，而根于内，治外而不治其内，舍本求末，焉能得瘳厥疾。”
顾氏以善治疔疮走黄而负盛名。疔疮为疮中之最，自古谈疔色变，疔疮症情凶险，善行数变，有朝发夕死，随发随死之说。顾氏遵循疔疮由五脏蕴毒从内而起的观点，在外用提毒拔疔的同时，更重视从内而治清解脏腑蕴毒，从七星剑、五味消毒饮、黄连解毒汤、犀角地黄汤等治疔名方衍化提高，创研治疔验方芩连消毒饮，颇多重危的疔疮走黄者，得以起死回生，数不胜计。顾氏认为无论阳证、阴证，“形诸于外，必根于内”，脑疽疔疮，虽见于外，受病之源，却在于脏腑蕴毒实于里；阴疽流痰，症发于外，多由气血脾肾先衰于里。在论治中紧紧抓住“外之病必根于内”的立论，从整体观念出发，治病求其本，临诊自能得心应手，妙手回春。
二、疮疡“贵乎早治，以消为贵”
顾氏对疮疡初起贵乎早治，以消为贵的观点，尤多心得，他曾说：“治疡之要，贵乎早治，未成者必求其消，治之于早，虽有大证，也有消散于无形。”他在消法的运用上颇有创见发扬。如世医治外吹乳痈多取法于《外科正宗》的“瓜蒌牛蒡汤”，顾氏认为此方寒凉之药有余，疏散之品不足，乃取其法而变其方，以鹿角霜代替鹿角，存其散热行血消肿之能，而去温补助邪之弊，并创研外消红灵丹，内外合治，以求其消，多获消散。治瘿瘤用软坚化痰散结而消，乳癖结核用调摄冲任、疏肝理气以消，阴证而获消退者，也屡见不鲜，其如治流痰阴症，以温经散寒化痰之法以求其消。疮疡初起未成之际，不论阴证阳证，贵乎早治，力求其消，以消为贵的观点，实有防微杜渐之功，免除刀圭之苦，而收事半功倍之效。
三、诸疮全赖脾土，气血是化毒之本
顾氏对东垣脾胃学说颇有心得，在疮疡论治中十分重视脾胃和饮食调摄，盖脾胃乃气血生化之源，气血乃化毒之本，因此脾胃不但关系到气血盛衰，而且直接影响着疮疡的顺逆转化。辨七恶当脾胃为本，所谓“得谷者昌”，脾胃未败，即患大症有转机之望，设脾胃一败，百药难投，是谓“绝谷者亡”，症多凶险难治。顾氏对此，颇多发扬。
在论治脑疽发背内陷症，凡是脓水稀少干涸，精神萎顿，呕恶频作，汤药不入时，顾氏主张是当以扶助胃气为首，嘱停药改食小公鸡，以血肉有情之品，食疗代药扶正托毒，内陷重危者，服食小公鸡后，多见脓水渐多，疮降肿聚，胃纳精神转佳，化险为夷。“诸疮全赖脾土，气血是化毒之本”，是顾氏在长期临床实践中总结出的理论，凡遇大症，七恶之象递见，倘胃气尚存者，当不拘先贤忌口陈规，以扶助胃气以食代药，鼓舞脾胃之气，以壮生化之源，
四、疮疡辨证首重阴阳，贵在审证
顾氏曾谓：“疮疡外证，千姿百态，首重辨别阴阳，阴阳无误，治必中病。”他在疮疡辨证中，善于分清阴阳属性。阳症者，多因火毒而生，其毒浅而来势急，发于六腑。阴证者，多因寒痰瘀凝，其毒深而来势缓，起于五脏。他认为既要分清阴阳之所常，又要辨别阴阳之所变，在临床上时时出现阴阳错杂和转化，既有阴从阳化，阳从阴化，又有证阴似阳，证阳似阴，因此治疡之首要在详审阴阳。
在治疗上又必须随着阴阳转化而灵活变化,顾氏曾谓“方不在多,心契则灵,症不在难,意会则明,阴阳分清,药证合应。”他还谆谆告戒，对阴阳错杂的病证,不能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不然阴阳有误,势必吉凶反掌,当警省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