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多落后于实践，吾等只可修正理论以说明事实，而决不可修改事实以迁就理论。”此乃余之座右铭。倘于总结疗效时，治愈则收录，不愈者则删去，虽统计起来疗效极佳，然重复之结果便可想而知。而若经不起重复，则其存在价值安在?究其因，未唯实也。
中医能流传繁衍至今，其中虽有许多道理尚难阐明，然俗语云：“不管白猫黑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病愈而理未明，可以留给后人通过实践再不断升华，探明奥秘，不可以“经验”、“偶合”加以贬低甚至抹杀，而应注重实效。为医求学，自须虚怀若谷，然亦并非良莠不分一应兼容，而是择其善者习之。其法可概括为一听、二看、三想、四动手。听其言：在理否?观其行：有效否?想一想：有效之因何在?而后再经亲手验证。若此四环皆通，则此学说或经验便为确实可信。只有能够指导实践的理论才是有价值的理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研究中医自亦然如此。
中医治疗水平之提高，关键在于唯物辨证。此“物”，乃验方达药也。而验方达药，无疑从前人之实践中来，然后在千百次实践的基础上将之上升到“理”“法”的高度，而后又以此作为再实践时之指导，并在不断实践中修正理法。如此反复循环，水平自可提高，而中医理法方药之系统自亦能不断完善。
在现有的“理”“法”指导下去运用常规的验方达药，此为知常。然方药固有定式，却非一成不变，于临症时根据病情具体变化选择用药，而不是按图索骥，此即为达变，亦即辨证而施治也。以余所宗之“解郁通障”治则为例，亦即从知常达变而来，系针对现实的人，从整体角度予以调理。须知各种医疗方法学术观点之形成，无不与为医者所处之时代、环境密切相关。倘金元时期没有民众之食不果腹、颠沛流离，便不可能产生东垣之脾胃学说。而今之民众，大多非营养之不足而是营养之过剩。特别是小儿，至多是娇生惯养而吸收不佳致机体抵抗力之不足，亦即抗力之障碍。障碍者，郁滞也。郁滞不流通自须解郁通障。
郁滞之部位不同，所用之方自亦有别。如脑子里有郁，不管是积液、血肿、肿瘤，以柴牡三角汤加对症药主之；胸膈呼吸系统以二麻四仁汤为基本方；心血管疾病以风心保安汤、舒冠顺气汤为基本方；肝胆系统或整体之障碍，则应之以疏肝和络饮。总而言之，生机之要点在于气血运行通达无碍。故余主张以通为用，以祛障为手段，调和为目的。此即常用以上几张方子之因由。或有人讥为不知变化，实不知古人以方应病者早亦有之。只要掌握病机分类，用之自无大错。如气虚之四君汤，血虚之四物汤，依据病机分类，有其病机即用其药，方子大同小异又何需惊诧?处方给人服用，服后舒适便中契机。只要胸中有大局，掌握整体观，而又注意辨证论治，亦即知常而达变，自然得心应手。当然，以之为基础之验方达药则非长期积累不能有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