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活在自然环境里,也生活在社会环境里,讲究养生,当然不能不涉及外在环境,因此我国古代养生家,就提出了二种不同的看法。

《黄帝内经·上古天真论》曰: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皆谓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生气通天论》又说: “清静则肉腠闭拒,虽有大风苛毒,勿之能害。”

古人认为一切致病因之,是外在的“入侵者”,这是外因。外因的所以能植入,是由于正气内祛的缘故,所以又说“邪之所凑,皆其气之虚”,它不否认外来致病因子是发病的根源,但它更强调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外因是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这种逻辑原是对的,但是把内因的加强,寄托在清静恬淡的修养方法上,那就不可靠了。

恰恰相反,许多有实践经验的医家,就不同意这种消极的修养方法。他们认为一味顺应自然迥避虚邪,永远是处于被动地位。 “御邪有道,虚静为保”,实际也并不保险。生命的存在,是斗出来的,不是保出来的。汉朝华陀对他的学生吴普说: “人体欲得劳动,但不当使极耳。动摇则谷气全消,血脉流通,病不得生。譬如户枢,终不朽也。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熊颈鸱顾,引俯腰体、动彻关节以求难老。我有一术,名五禽之戏,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然汗出,身体轻便。”他的学生照此实行,老而弥健,百疾不生。这正是积极有为的养生方法。比那老庄之学,专门讲究“清静无为”要高明得多了。至若一味地放松形体,精神懈怠,贪图安逸,以为不参加一切劳动和活动,不消耗一点体力就是“清静无为”,那就非但不能养生,反足以有碍养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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