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氏崇尚易水学派，并成为其学术思想形成的重要来源。临床立方用药，注重涵养脾胃，循守“以胃气为本”。十分推崇薛己“治病求本，务滋化源”之说， “化源即生化之源，人体后天生化之源，当属脾胃之元气，土为万物之母，非土不能生物，惟土旺则万物昌盛，人体诸脏方能得到滋养，生气才能盎然勃发”，乃深刻阐明了化源之理。临床上，施氏常用补中益气汤合六味地黄丸治愈因脾胃虚弱、又久而及肾、阴血不生之骨伤疾病，如股骨头缺血性坏死的一些病例，叠用活血化瘀、祛痰通络而不效，乃至施行血管移植手术未能治愈，运用调补脾肾之法却往往取得满意疗效。施氏临证还十分重视气、血、痰、瘀的辨证，提出伤损及气有虚实，当以气虚为主，治宜益气行气、补气养气之味中辅以消导之品，使气益而不滞。他擅用黄芪、潞党参，健脾胃以养气之源；亦常以附桂、鹿角，温肾以壮气之本。温补之中，佐以理气消导，辅用青陈皮、延胡索、软柴胡、炒枳壳之类，通调一身之气机。临证论治，他常说：治伤必先治血，即使失血病人亦不忘活血。他根据不同症候及病位，随症变换，化裁运用古方，如复元活血汤加减方、血府逐瘀汤加减方、桃红四物汤加减方、补阳还五汤加减方等。临诊他遵循“痰瘀兼治”的原则，认为痰为百病之源，五脏皆可有痰病，痰瘀每易互结，痰之所生亦责之脾胃，故治痰瘀亦以调脾胃为大法，于方中常配合运用半夏、白芥子、南星、白附子、僵蚕、葶苈子等祛痰散结，以大黄祛瘀涤腐，推陈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