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国医大师方和谦教授于2009年12月23日因病离世，噩耗传来，令人悲叹又一位大师的远去。方和谦医德高尚，医术高超，诲人不倦，他“谦和为人，精诚为医”的大师风范是后人学习的楷模。他的音容笑貌将永远留在世人心中！
大医精神 永传后人
□ 北京市中医管理局
2009年12月23日22时29分，国医大师方和谦教授病逝。2009年12月27日9时，我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送方老最后一程。那个精神矍铄、思路清晰、面带微笑的老人虽然永远离开了我们，但却给我们留下了“待人接物须德取延和，义本泰康，执行医事要胆大心细，智圆行方”的大师精神。
大师精神体现在方老独特而充满魅力的一生和学术生命之上。他为人谦和，始终以“医疗战线上的一名小兵”自居；他学识渊博，却把学问做到浅近而平易；他医技高超，却始终孜孜不倦、勤于治学。在六十余载的行医生涯中，无论是治病救人、还是教书育人或从事学术研究，方老穷一生心力，不懈地追求并且实现着“大医精诚”的理想，一句“老牛已知夕阳晚，不待扬鞭自奋蹄”让人对他的奋斗精神敬佩不已。
大师精神体现在方老的医术精湛和对中医学术的传承创新上。方老出身京城中医世家，他坚持弘扬仲景学术，但不墨守陈规，师法而不泥方；他主张经方和时方合用，对古方学以致用并创新发展；他倡导中西医结合，优势互补；他的医术在京城有口皆碑，在六十余载的行医生涯中，善治内科疑难杂症，救治过的患者不计其数。
大师精神体现在方老潜心教学，诲人不倦中。方老一贯重视人才的培养，他在学术上对学生毫无保留、无私奉献，在生活中对学生平易谦和、关怀备至，先后担任四批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他培养的学生遍布海内外，许多都已成为中医药事业的栋梁和骨干，为中医、中西医结合教育事业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大师精神体现在方老谦和为人，精诚为医。方老一生行医以诚为本，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他处方用药，药少力专，简、便、廉、验，不增加患者负担；他对待患者不论老幼、尊卑、贫富，一视同仁，和蔼可亲；他常教导身边弟子“患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医乃仁术也”，患者不论职位高低、贫富亲疏，都要一视同仁、高度负责；他在面对流脑、非典时，表现出中医工作者当仁不让、身先士卒的气魄，在患者中有很高的威望和影响，展现出大医风范。
大师精神还体现在方老的老骥伏枥，壮心不已。方老不顾年事已高，身体力行，在“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建设中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向社会展示首都中医药深厚的名医文化底蕴，走出一条与院校教育互补的教育模式；他主动请缨，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启动的“名医大讲堂”上给青年中医师们系统讲解《伤寒论》，历经9个月，共讲授16讲，为首都中医药界留下了宝贵的经典学习财富，在全行业形成了良好的“学经典、用经典”的氛围，他这种“知行合一”的精神，不仅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且永远激励和鞭策着我们。
方老走了，是首都中医药学界的重大损失，他“谦和为人、精诚为医”的大师风范是医务工作者学习的楷模，我们将永远铭记他的教诲，学习他的精神，把他宝贵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永远传承下去，造福于人民健康，以告慰他的英灵。也只有这样，才能不辜负他的期望。
方老走了，而他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不朽！
方和谦生平
方和谦教授是我国著名中医学家，首届国医大师，首都国医名师，北京中医学会原会长，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主任医师、教授，中医科原主任。
方和谦1923年出生于中医世家。12岁随父习医，父亲“严于治学，精于临床”的精神，给予他很深的影响。他19岁考取中医师职业资格，于1942年在北京开办“方和谦诊所”，开始了行医生涯。
1952年参加卫生部举办的“中医学习西医学习班”，学习了西医知识，扩大了视野，同时取得了西医执业资格，为他在综合医院工作以及开展中西医结合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4年至1958年在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工作，主管中医师资格的审批，参与北京市中医医院及综合医院中医科的组建工作，为北京市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和建设做了大量的奠基性工作。
1958年调北京中医医院任内科医师，兼任北京中医进修学校伤寒教研室组长，教授《伤寒论》课程。
1968年到北京朝阳医院中医科任科主任，1980年任主任医师，首都医科大学教授，一直在临床一线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68载。
从1978年起，历任中华中医药学会理事、中华中医药学会内科专业委员会委员、北京红十字会理事、北京中医药学会会长、北京市科协常务委员、北京中医学院顾问等学术职务。
1990年，被二部一局确定为全国首批500名老中医学术继承工作指导老师。1993年，荣获国务院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称号，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007年，被评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及“北京市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优秀指导老师”。
2009年，被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卫生部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评为首届国医大师，同年获北京市政府“首都国医名师”称号。
方和谦幼承庭训，熟读经典，对仲景学说体会尤深。他行医以诚为本，实事求是，精益求精。作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中医教研室的第一任主任，他一贯重视中医、中西医结合人才的培养。他的学生已遍布京城内外，成为中医药事业的骨干和栋梁。他出版《“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中国现代百名中医临床家丛书——方和谦》等多部学术著作，发表学术论文多篇，承担国家科技部等科研课题5项。
他自1991年至2008年先后带教四批继承人，培养后学从不保守，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学问和临床经验传授给学生，是继承人的恩师和楷模。除了言传身教，他还对学生们的工作、生活、家庭等关怀备至。学生们不仅学习到了他的学术思想和临床经验，更学到了他行医做人的高尚品德，受益终生。
2007年11月，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在医院建立“方和谦名老中医工作室”，大力弘扬中医药文化。为启发后学，在全行业形成良好的“学经典、用经典”的氛围，他不顾85岁高龄，主动请缨，在北京市中医管理局启动的“名医大讲堂”上给青年中医师们系统讲授《伤寒论》，为首都中医药界留下了宝贵的财富。（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供稿）
痛失老友 医界损失
□ 路志正 国医大师 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
方和谦教授不幸因病于2009年12月23日在京逝世。噩耗传来，不胜悲痛。他的西去，使我失去一位亲密的同道，更是首都和全国中医药界的一大损失。
我和方老相识于上世纪50年代初期。他任职于北京市卫生局中医科，我在卫生部技术指导科工作，由于工作和业务的关系，得以相识。随着时间的推移，建立了亲密友谊。他继承家学，根基雄厚，学贯中西，经验丰富，为人谦恭，医德高尚，是我学习的榜样。
1956年夏，北京乙脑肆虐，他积极参与防治工作。经蒲辅周老师等专家同心协力，积极抢救，疫情终于得到控制，疗效达到90%以上，挽救了很多患儿的生命。他主编了《北京市1956年流行性乙型脑炎治疗总结》手册，其中收集了200多个案例。并撰写“参加流行性乙型脑炎防治工作的点滴体会”，由卫生局印发各医院，有力地提高了传染病的防治水平。在2003年非典暴发流行时，方老对防治工作给予了及时正确的指导。在日常医疗工作中，方老乐于同西医专家相互切磋，共同配合，救患者于危难之中，一些疑难危重疾病经他会诊后常常转危为安。
为了提高中医学术和临床疗效，我与方老等经常一起讨论疑难病例交流经验，取长补短，拓宽了中医治疗疑难急危重症的辨证思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我俩同巫君玉教授、谢海州教授，利用业余时间从晚7点半到9点半，在北京鼓楼医院组织中医同道复习经典以温故知新。当时方老讲《伤寒论》，我讲温病，谢老讲《金匮要略》，巫君玉教授讲中医内科。方老对《伤寒》、金匮有深厚的基础，《伤寒论》397节，篇篇都有自己撰写的讲稿。他讲课深入浅出，引人入胜，逐条讲解，逐句剖析。并将《伤寒》、《金匮》与《内经》中的相关问题有机联系起来，结合临床，举一反三，纵横贯通，使深奥的理论通过范例教学而简明晓畅，让学生有顿开茅塞之感。他精通伤寒，但从不自诩为“经方派”，主张“经方”“、时方”不可偏颇，要融会贯通，随证治之，始能获效。
为了发挥中医善治急症的优势，转变中医急诊特色濒临失传的危机，我们共同向北京市卫生局提出报告。经卫生局批准，在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举办了全国中医内科急症学习班，由我和方老等授课。学习班结束后，我和高荣林教授等在此基础上，编写成《中医内科急症》一书，由陕西人民科技出版社出版。
方老历任北京中医学会委员、常委和会长等职务，他为北京中医学术发展、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和贡献。他任北京市中医药学会会长时，我任副会长。我们经常讨论北京市中医药事业发展的有关事宜，尤其是如何继承和发展中医治疗急症的传统特色，并为其坚持不懈，努力拼搏，互相砥砺，亲密合作，从而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方和谦教授虽然驾鹤西去，但他一生为北京市中医药事业的恢复、建设和发展作出的巨大贡献，永远留存在首都和全国人民的心中。让我们缅怀方老的业绩，加倍努力，促进中医药事业更快地发展，将其学术思想和经验传承下去，为人民造福。方老地下有知，当会含笑于九泉矣。
爷爷教我学中医
□ 刘新桥 北京鼓楼中医医院
2009年12月23日，我最亲爱的外公永远的离我而去了。外公的逝世，使我悲痛欲绝，食难下咽，寝难入眠。我是多么希望他能永生长存，永远陪伴着我们，一直与我们同行呀！
我从小因父母工作繁忙，家里条件差，所以从咿呀学语开始就生活在外公家。从那时起，我也就随着哥哥、姐姐们一起称呼他爷爷，三十多年从没改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已不仅是一个如何称呼的问题，在我心中，他早已比我的亲爷爷更亲了。而他老人家也一直把我当亲孙子看待，应诊、待客常常伴随身旁。
记得小时候，外公的工作很多，每天要到很晚才能回来，但回来后总要抽出些时间，给我们姐弟讲故事，教我们背一些古诗词和古文。《滕王阁序》、《出师表》等文章就是在那时被囫囵吞枣地记住了，虽然我们并不能知道其深刻含义，但却在无形中培养了我们对古文的兴趣。以至于在后来的学习中，减少了许多困难。稍长，爷爷就要求我们背诵中医基础读物，如《汤头歌诀》、《药性赋》，培养我们对中医的兴趣，授我们一技之长。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和客观条件的变化，最终只有我继承了他老人家的衣钵，学习并从事了中医事业。
在我学医初始，爷爷就对我说：“医者，总司苍生之命。行医之人当胆大心细，智圆行方。万不可马虎大意，草菅人命。”“习医之人，要专、博互补。对经典著作要精益求精；不得死守一隅，要博学多识，广闻强记；要多临诊，以求实效。”“要在理解中求变化，在变化中求发展。”“读书要活，不可死于句下。要读活书、活读书。”这些话是我终生铭记的格言。爷爷不仅是这么教我的，同时也是这么做给我看的。在我随他侍诊的近二十年间，无时无刻都能看到他身体力行的榜样行动。在他行医近七十年的路程上，一部《伤寒论》始终不离左右。他常说：“方氏医学，是发源于《伤寒》，根植于《内经》。”“仲景学说是临床医学，《伤寒论》字字珠玑，要在实践中学习，领会它每句话的意义。并在此基础上不断体会《内经》的涵义。”所以他精通中医四大经典著作，旁及各家学说，有着深厚的中医学功底。同时，对于现代医学，他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深厚的认识。他常常对我说：“学中医一定要懂西医，要取长补短。西医学不好，中医也不会学好。”“要学会借助现代医学知识促进中医学的发展。”他在临证中就常常使用现代医学诊断标准进行诊断，并按现代医学标准评判患者愈后情况。在治疗时，也常使用一些疗效比中药好的西药。他常说：“医学的目的就是简、便、廉、捷地治好病人，哪个药效果好就用哪个药，心中不要固执于中西医界限的划分。”而这些认识，对于一个八十多岁、解放前就已从事中医工作的老中医来说，是多么不易的事情呀！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又是多么值得我学习终生的呀！
如今，爷爷已经仙逝了，再也不能指导我读书、临证了。但他的这种学习、实践的精神没有逝去；这种求新、求变、不断发展中医的愿望没有逝去。在爷爷这种精神和愿望的鼓舞下，我作为他的外孙，将尽我所能继承好方氏医学，传承好中医传统，为中医事业的发展添砖加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