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伤寒学派持本寒而标热的论点，注重麻、桂、柴、葛的辛温，温热学派持本热而标寒的见解，注重桑菊、银翘的辛凉，两者之争，大有千古不易之势。张氏继承了张仲景及吴又可、叶天士诸家的理论和经验，在长期的临床研究中，体会到伤寒与温病在源流上是一脉相承的，伤寒学说是温病学说的基础，温病学派的理论和经验也全是《伤寒论》辨证论治具体运用的发展和补充；认为伤寒与温病之争是不可必要的。至于病源不同，治当有异，固未可厚非；然伤寒化热，温病化寒，寒热之间的传变转化，往往交互错杂，难以绝对划分界线，必须见微知着，通权达变，决不可胶柱鼓瑟。因此，张氏主张伤寒、温热应冶于一炉，融为一体。并认为属于伤寒范畴的热病，不外乎新感外袭和伏气内发二端。新感虽有寒温之分，但外邪的侵犯，由表入里，治疗只宜表散；伏气因新感引动，由里出表，治疗亦宜透达。除了里结阳明的府证可下夺而外，新感与伏气的出路同在肌表，故“表”与“透”实为伤寒临证治疗的中心环节，新感务求“表透”，勿使内入，伏气务求“透表”，促其外达。并发现豆豉一味兼擅“表”和“透”的功效。豆豉经麻黄水浸制，微苦微温，苦而不寒，温而不燥，既擅解表，又擅透达，发汗不伤阴，并能除烦化滞，且无凉遏之弊，乃治新感与伏气的至当不易之品。
张氏主张治疗伤寒热病以“表”与“透”为中心，提倡豆豉的“表”与“透”的作用，必须是在辨证论治的基础上，根据卫气营血的病程传变，不同阶段，采用不同配伍，达到“表”或“透”的目的。如邪在卫分者，以葱豉汤加减。加南方多湿而无北地的寒邪阴凝，故卫分之邪偏于寒的，不必赖麻、桂的辛温，辛温反助邪热；偏于温的也不宜桑菊、银翘的辛凉，辛凉恐遏邪湿。此时，惟葱豉的微辛微湿，恰到好处。邪留气分者，从栀豉汤加减；邪入营分或血分者，从黑膏加减。三方都有豆豉，由于配伍的关系，葱豉着重于发汗解表，犹叶氏“在卫汗之可也”的原则；栀豉着重于轻清泄热，表里双解，犹叶氏“到气才可清气”的原则；黑膏着重于育阴达邪，犹叶氏“乍入营分，犹可透热仍转气分而解，入血犹恐耗血动血，直须凉血散血”的原则。但邪未传入气分化热，决不轻予栀子的清泄，邪未传入营分或血分，劫烁津液，决不轻予地、斛的育阴生津。进一境始转一法，独豆豉的“表”与“透”则贯彻于整个病程的始终，打破了温热学派对汗禁的清规戒律。
张氏认为内伤杂病的治疗前提在扶正，所谓精气夺则虚；外感时气的治疗前提在祛邪，所谓邪气盛则实。新感非表不解，伏气非透不愈。救阴尚易，达邪最难，邪去则正安，热退则津还，与其养痈贻患，无如曲突徙薪。汗法的目的，重在祛邪，“表”与“透”均应隶属于汗法的范畴。然而“表”有发表，有解表，有育阴以滋发汗之源等等的区别；“透”有清透，有温透，有化湿以开达邪之路等等的异殊；为伤寒临床开辟了广阔的治疗途径。
至于具体运用汗法时，张氏一方面着重于掌握适度，既不失于表透，也不能过于表透，主张因势利导，以疏肌为主，取微微然自得汗，导邪外达，不用强责其汗之法，以防伤阴劫津之变，所谓邪去热自已，热退津自还；另一方面重视汗源的变化，凡邪热燔灼，伤阴耗液者，急当养阴增液，以滋化源，达邪外出，即使初露阴液耗损之象，如舌燥、尿少、烦热不寐等症，亦当防微杜渐，临床经验在于育阴而不滞邪，祛邪而不伤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