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一直潜心钻研医术，精益求精，兢兢业业，谨遵竭诚为人民服务的行为规范，在学术上恪守“茹古涵今，兼收兼蓄，立足临床，重在创新”的治学思想。
先生对内科杂病，颇崇景岳；外感热病则服膺叶、吴。临床治疗提倡遵经而不泥古，师法而不拘方，尝谓：用药如用兵，有攻有守，知常达变，贵在灵活，化裁在我，惟求取胜。
诊治热病,主张“表”与“透”,提出新感务求表透,不使入内;伏气务求透表,促其外达。“表”“透”之法,重在祛邪,所以卫气营血各个阶段,凡欲祛邪外解,或导邪由里出表,离不开“表”与“透”二法,而豆豉、豆卷兼具“表”与“透”的性能,最为适当。据此学术观点,治疗变应性亚败血症、巨细胞病毒感染,取得良好效果。
对慢性胃炎,先生指出:胃痛一症,历代医家多主于寒,寒凝气滞,不通则痛。但从临床观察,脉证分析,慢性胃炎应属热郁气滞、或寒热夹杂之症,故立调肝理气、和胃清热之法,联系胃粘膜病变,腺体萎缩者,配合养营活血;肠腺化生者,配合祛瘀消痈,打破了慢性萎缩性胃炎胃粘膜腺体萎缩不可逆的观念，引起国内外学者的重视。
在深入研究慢性肾炎过程中,先生提出:“慢性肾炎的内因为脾肾虚损,外因为湿热扰攘,徒益脾肾,则湿热之扰不已,专清湿热,则脾肾之虚难复,必须虚实并顾,标本同治。”确属真知灼见,在中医治疗慢性肾炎的领域中,树立了新的里程碑。
在慢性肾炎的肾功能衰竭期,症见面色晦滞,泛恶呕吐,舌质淡胖,常被视作脾肾阳虚,浊阴上逆,先生独持异议,认为主要是湿浊困聚,耗伤气阴及营血,阴损虽可及阳,但阳虚仅处于从属地位。治疗不应本末倒置,宜清湿热,以泄邪浊,益气阴而养营血。这些观点,已被大量临床实践所证实,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
在祖国医学继承和发扬的问题上,先生总的思路是“继承与创新互济”,常道:不继承就没有基础,不创新就缺乏活力,既要重视中医经典著作与各家学说的论述,又不能忽视运用现代科学方法对祖国医学继承和发扬、补充与创新的重要性。先生利用胃镜观察胃粘膜色泽形态的病理变化,实验室检查,尿常规所见的红、白细胞与蛋白、管型,以及肾功能的测定,扩大了“望诊”的范围,丰富了慢性萎缩性胃炎和慢性肾炎的辨证内容,提供了治疗的启示。先生还和生物医学工程科技人员协作研制“脉象仪”,积极探索“切诊”的客观指征。还准备借助电子计算机来识别舌象,并研讨“闻诊”与“问诊”的信息输入途径,冀能延伸中医的四诊方法,为中医现代化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