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从事临床40余年,逐步形成以仲景学说为经,诸家论述为纬的学术思想由来和渊源。仲景所著《伤寒论》一书,是在“勤求古训,博采众方”的基础上,总结古代医学的精华,并结合自己的临床实践所写成的。他创造性地阐明了“辨证论治”的重要法则,从此奠定了祖国医学临床治疗学的思想体系,使后世医家拥有了诊断和治疗疾病的准绳。正如清·徐灵胎所说:“医者之学问,全在明伤寒之理,则万病皆通。”先生精通伤寒,崇尚仲景学说，在80年代,先生就发表了长达数万字的“《伤寒论》要义”,认为：整体观念是《伤寒论》的基本精神；辨证准确是《伤寒论》的精髓所在；论治严密是《伤寒论》的特色；六经提纲是《伤寒论》的辨证要领；合病并病是《伤寒论》的常中之变；而汤证对比分辨异同指导临床，更是后世医家处方的楷模。
先生对伤寒六经有深入的研究，且有独到的见解。早在六十年代，就发表了“对《伤寒论》与《内经·热论》有关六经的论述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所谓联系，是从发展上来认识，《伤寒论》六经名称，渊源于《内经》；所指区别，是从内容实质上来考察，仲景的六经论述较之《内经》有了不同的涵义和不同的内容，因此，在实质上和《内经·热论》有了原则性的区别，其主要表现在六经主要证状不同，六经传变规律不同，六经治疗法则不同三个方面。先生的论点曾在学术界引起争鸣，得到不少从事伤寒论研究专家的赞赏。”
先生在85年还发表了有关厥阴病中寒厥和热厥、以及从厥阴病探讨危重症的辨治法则等多篇文章。关于《伤寒论》的厥阴病，历代医家争论颇多，而先生从临床实践观察中认为：厥阴病并不少见，特别在不少危重病人临终前有厥阴病的厥证表现。特别指出：寒厥有里真寒，外假热之象；热厥有里真热，外假寒之候。因此识别寒厥与热厥，特别是热厥的辨证和急救，在临床上是首要一环。先生遵仲景“厥深者热亦深，厥微者热亦微，厥应下之”之旨，应用承气汤之类攻下通里治疗不少热厥邪盛的患者，喜获良效。
仲景之方，药简效捷，配伍严谨，立方之意，深隐其中，只有潜心研究，方能解其理，悟其法，得其旨。先生善用经方于临证。如桂枝汤治外感风寒表虚证、营卫不和谐自汗症以及雷诺氏症、冻疮等；桂枝麻黄各半汤治汗出不彻外邪不解证及身痒证；麻杏石甘汤治邪热壅肺之咳喘证；芍药甘草汤治胃肠痉挛及肌肉挛急证；小陷胸汤不仅可治消化系统的痰热互结证，也可治呼吸系统的痰热互结；主汤辛开苦降治心下痞胃气不和以及寒热错杂偏于湿热的消化道疾病；小柴胡汤常治寒热往来半表半里少阳证，也曾加大剂量治肾周围脓肿之寒热往来而取效；大柴胡汤治胰腺炎，还治肝脓疡；茵陈蒿汤治阳明发黄，肝胆湿热所致的阳黄；白虎汤为阳明经症之主方，又治病毒性脑炎有效；大承气汤攻下通腑，多用于急腹症，收到满意效果，同时对中风闭证有釜底抽薪之妙；四逆散先生非常推崇，常说此方是柴胡疏肝散、消遥散的祖方，以疏肝解郁、升降气机、调和透邪见长，可治肝郁气滞、月经不调、邪热内郁以及情志不遂等多种疾病；四逆汤回阳救逆治少阴阳虚而阴寒内盛之证，并可统治各种疾病发展到阳气虚脱，周围循环衰竭，休克之证。
先生学宗仲景，旁及诸家，既悟经方之旨，也集时方之长。对汉唐以后的各家学说，善于吸收，研究各家学说不先存成见，而是独立思考，临床验证，为我所用。金·张子和强调汗吐下三法，先生认为：其以汗吐下攻治疾病很有独特，但也有缺陷。然对张氏的“良工之治病者，先治其实，后治其虚”之论，先生颇为赞同，成为临床上“祛邪为先”的理论依据。明代张景岳学识广博，张氏《类证》、《景岳全书》集前人理论，加以本人思考，很有见地，所组新方颇多创新。理论上亦有创见，有新解。众所周知的左归丸、右归丸，兹不多赘。我们观察到先生治咳喘，寒者从《伤寒论》选用小青龙汤，热者从《景岳全书》选用桑白皮汤， 不囿一家之见。赵养葵在论述命门相火时指出：“命门有两窍，右出相火，左出真阴真水，上行至脑，泌其津，注之于脉，外营四肢，内主五脏六腑，亦随相火潜行周身，人体十二官，无不受其影响。”赵氏喻如走马之火，有之则走，无之则停。其上行于脑，泌津之论，与现代医学中所称肾上腺皮质激素、脑垂体功能之说吻和，对后世颇有启迪。先生由成形成肾为机体调控中心，从肾着手诊治杂病的经验。
明代杰出的传染病学家吴又可,创立“杂气”学说,指出瘟疫均为“杂气”传染,主张治疗用药针对病因,确为真知灼见,可称中医学上的重大突破。吴氏的“邪为本,热为标，结粪又其标也”，“热由邪生,不祛邪,热焉能清”,主张祛邪以宣通为主,急症急攻,常用下法,喜用大黄,先生十分欣赏，并在黄疸、中风、肠梗阻、中毒性休克、肝胆疾病中使用，得心应手。
先生也熟悉叶天士的温病学说,认为叶氏的逆传心包,验齿、察斑疹白喑,用药主张养阴生津、芳香开窍等,的确补充了《伤寒论》的不足。先生在临床实践中不断推敲总结,如治疗昏迷、谵语病人,既遵《伤寒论》阳明腑实症以攻下通腑,又从温病逆传心包理论,配以芳香开窍之药；又如治邪热壅肺,既用麻杏石甘汤清泄肺热,也加用银花、连翘清热解毒。从而提出“伤寒温病统一溶化论”,创热病分期分类的辨证纲要。《临证指南医案》中指出:“今叶氏发明内风,乃身中阳气之变动,肝为风脏,因精气衰耗,水不涵木,木少滋荣,故肝阳偏亢,内风时起。治以滋液熄风,濡养营络,补阴潜阳。”先生很赞赏此段有关中风的论述,结合《内经》“诸风掉眩皆属于肝”，“血之与气,并走于上,则为大厥”的著名论断,从而提出中风发病重在“气血逆乱”。
清·王清任治病重视人体的解剖，重视实验，不盲从古人，认为凡血瘀能致多种疾病，治疗上常采用活血化瘀。先生佩服王清任也敢指出前辈不能自圆其说矛盾的勇气和创新的精神，尤其是活血化瘀法，对后人很有启发和推广使用的价值。曾撰写“王清任瘀血学说与常见心脑病的临床探讨”一文，参加全国王清任学术思想讨论会(84年7月，河北)。先生临床常用活血化瘀法治疗中风后遗症、高脂血症、心血管疾病、瘀滞型肝炎黄疸、肝硬化腹水及各种疑难杂症。
清·余霖治疫所创“清瘟败毒散”，是白虎、犀角地黄、凉膈散合剂加味，余氏治病不循卫气营血规律，大胆用清瘟败毒饮，重用石膏和清热解毒药，为先生治疗外感热病，大胆用药，提供了借鉴。
清·陈士铎的《辨证录》，先生非常推崇，指出陈氏辨证细致，用药精当，在某些药物上剂量较大，有异军突起之妙，符合抓住事物主要矛盾，解决主要方面的辩证思维逻辑。先生在用药构思时，某种程度上引进了陈氏的观点。
总之，先生尊重历史，更注重时代的变迁，从实际出发，融合汇通，形成坚持发展，重在实效的治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