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儿科一代宗师刘弼臣
刘弼臣
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刘弼臣名老中医工作室揭牌。
立志从医 刻苦学医
刘弼臣原名刘世仁，医名“弼臣”。他自幼体弱多病，每次患病皆得益于其姑父的治疗而速愈。其姑父孙谨臣，是当地著名中医儿科医生，是太平天国时期“江南小儿神医”朱冠臣创立的“臣字门”第三代传人。刘弼臣的青少年时代是在战争和动乱中渡过的，他从 “不为良相，当为良医”的古训中受到启发，决心学医济世活人，以增强民族素质。遂于14岁中学辍学后拜孙谨臣先生为师，取医名“弼臣”，寓意“治世以文，弼亮之臣攸赖”，成为“臣字门”的第四代传人，从此走上了从事中医之路。
他白天侍诊于桌前，抄方诊病，倾听老师教诲。夜晚则勤于书斋，整理笔记，攻读医书，苦心钻研。孙谨臣则毫无保留地把师门经验及特色传授给他，并常常教导他要不拘一门，广学博采。在他3年满师后，还推荐他到名医时逸人创办的上海复兴中医专科学校学习。当时学校有数十位上海的名中医授课，其中有外科的张赞臣、中药的陈存仁、内科的程门雪、儿科的钱今阳等。授课的老师中有的是相互对立的学术派别。在讲课时各执己见，旁征博引以证其正。刘弼臣像块海绵，尽量吮吸着各家名派的精华，从而开阔了眼界，丰富了知识。
初露锋芒 再次深造
毕业后，刘弼臣回到故里，将自家的两间街面房改为诊所，踏上了漫漫的行医之路。他把治病救人当作己任，治病不分贫贱，不分富贵。只收低廉的诊费，无钱则义务诊治。他服务热情，审因详细，认真辨证，合理遣方，果敢用药，常获良效，前来求医者络绎不绝。十余年间，经其治者何止万人，深受乡亲们的爱戴，也被家乡同仁所器重。新中国成立后，他被推选为中医联合诊所所长，他还被推选为卫生工作者协会主任。
1954年他到泰州参加扬州地区中医进修班学习。1955年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江苏省中医学校成立，刘弼臣被选拔到首个师资班中培训。在师资班里，他接触了来自全省各地的名医，聆听他们的授课，不但学到了各家名医的专长，而且接受了系统的中医基础理论培训，并阅读了大量中医经典著作，同时学习和掌握了中医教学的基本方法。这段经历，为他以后步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乃至成为闻名世界的中医知名专家和中医儿科教育家奠定了坚实基础。
名震京都 誉“小儿王”
北京中医学院（现为北京中医药大学）初创时期，急需师资人材，刘弼臣奉调进京，先执教于方剂教研室，后转到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从事中医儿科临床医疗、教学和科研，工作近50个春秋。
1959年，北京地区小儿腺病毒肺炎流行，病死率较高，而西药疗效欠佳，于是刘弼臣参与协作，发挥中医优势进行治疗。他与466空军医院协作攻关，治疗35例肺炎患儿，无1例死亡。其中1例危重患儿，曾3次呼吸暂停，他积极配合抢救，在人工呼吸、输血、吸氧的同时，用大剂量人参煎汤鼻饲，以益气固脱，从而使病情得到控制。后患儿又现肢体抽搐，二目失明不能视物。他分析辨证，遂以缓肝理脾汤加减治之，叠进28剂而愈，无任何后遗疾患。
著名作家刘绍棠之孙，在市某大医院住院治疗，高烧20余日不退，请刘弼臣诊治，仅服药2天，体温即降为正常。1987年7月，河南新乡驻军某部一普通干部，带着患重症肌无力的4岁儿子，到过许多大医院治疗均未效。最后来到北京请刘弼臣诊治，仅诊3次便痊愈。1992年夏，天津一李姓患者患重症肌无力病情垂危，住在某大医院里，各种西药全都用上了仍无效。后辗转驱车请刘教授出诊2次，病情明显好转，其后可自行乘车来京诊治了。
类似上述例子不胜枚举。他除对重症肌无力有深入研究外，对病毒性心肌炎、哮喘、脑积水、肾炎肾病等许多疑难疾病都有较深入的研究，每起沉疴而获奇效，活人无数，由是名声大振，被广大人民群众誉为“小儿王”。
教书育人 硕果累累
刘弼臣自从来到北京中医药大学后，一直奋斗在教学第一线。即使年过古稀，仍执教登台。认真二字是他讲课的法宝，他认为“不认真是讲不好课的。不认真就是浪费别人的时间”。他反对照本宣科的灌注式教学，提倡启发式教学。每次授课，都引古喻今，旁引佐证，深入浅出，循循善诱，说理透彻，重点突出，逻辑性强，善于引导同学进行思考。因此，深受同学欢迎。他提倡立式授课法，虽年事已高，仍身体力行。
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后，作为硕士生导师，他总是亲自拟订培养方案，制定培养计划，认真指导研究生进行选题，开题以及进行临床能力的训练。1先后来培养出中医儿科硕士研究生10名。
1990年刘弼臣教授被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卫生部、劳动人事部确定为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指导老师，承担起带徒的任务。他将自己多年积累的宝贵经验和心得体会毫无保留地悉心传授。他亲笔为两位继承人题写医名，一为“济臣”，一为“洪臣”，良苦用心，可见一斑。同时，他还谆谆告诫：“继承是为了发展，光学是不行的，必须有发展，形成自己独特的东西。中医之所以有生命力，名家辈出，这一点非常重要。”同时，他还强调：“学习不能只学一家，不能闭关自大，要广泛吸取别人的好经验，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医才能发展。”他倾注心血，圆满完成了继承带教工作。他从事中医儿科教育工作近60年，聆听过他的教诲，经他带教的学生，遍及祖国四面八方及世界各地，可谓“桃李满天下”。
刘弼臣平时诊务繁忙，还承担繁重的教学和科研任务，常要忙到很晚，但他仍不忘总结。他常说：“没有总结，就没有提高。”自上世纪50年代始，他就在各级杂志上发表了大量文章。60年代初期，他与孙华士合作，出版了《医家金鉴·幼科心法要诀》白话解，累计出版发行量达120万册。至上世纪90年代，仍笔耕不辍，著书立说。数十年来，他在全国各类杂志发表及在国内和国际会议上宣读的论文达百余篇，出版著作十数种。虽年逾古稀，他仍担任了六版中医儿科协编教材的主编，为振兴中医事业呕心沥血。
在科研方面，他牵头完成的国家“七五”攻关课题——“复力冲剂”治疗小儿眼肌型重症肌无力的研究，治愈率85%，总有效率95%。1991年获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992年，作为学校级课题负责人，进行“调肺养心冲剂”对小儿病毒性心肌炎的临床与实验研究的科研工作，历经两年，圆满完成了科研任务。
1994年，进行了小儿抽动—秽语综合征的临床研究。近3年来曾连续获得国际学术交流金杯奖、科研成就金牌奖、学术创新理论奖。
其间，运用小儿喘咳冲剂对小儿慢支、哮喘进行临床研究，也获得很好的疗效。
创新学派 业绩辉煌
刘弼臣教授的一生，曾经历了三个重要转折点。
第一个重要转折点，是他在党的培育下，通过现南京中医药大学的前身江苏省中医学校师资班的学习，为他从一个最基层的医生，步入北京中医药大学任教，直至成为一个闻名世界的学者奠定了基础。
第二个重要转折点，是他长期从事中医儿科教学和教材编写过程中，总是面临“纯阳”和“稚阳”之争，他则主张用“少阳”学说，取代纯阳观点，把“纯阳”和“稚阳”的对立统一于“少阳”之中。从而创立新的“少阳学派”。
第三个重要转折点，是在10年文革动乱的时期，他却激流奋进，勤于医疗，突出从肺论治，为创立新的“调肺学派”奠定了基础。
刘弼臣擅长五脏证治，突出从肺论治的学术思想，是其对中医儿科传统的“五脏证治”理论体系的重大发展。他重视脏腑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并根据小儿脏腑娇嫩形气未充，肺常不足，易受外邪侵袭的生理特点以及肺脏受邪后又极易传变，易出现传心、犯脾、侵肝、伤肾的病理特点，提出了“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从肺论治的学术观点并不是单独调肺，而是重视肺与其他脏腑之间的关系，从治肺入手，达到治疗其他脏腑疾病的目的。完整地讲，应该是：“重视五脏证治，突出从肺论治，抓住要害，出奇制胜”，才是其学术思想的精华和主体。同时，并不否定从其他脏腑入手治疗小儿疾病。对于某些疑难杂证，不能用五脏证治解释和说明的，则往往不循常规而独具巧思，化生新意，另辟蹊径，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此则得益于新安学派注重实践、推陈出新的学术特色。
从古今中外一个学派的形成条件来看，北京刘弼臣调肺派当不愧与上海奚晓岚寒凉派、徐小圃温热派、南京江育仁运脾派并称中医儿科领域四大学派。
近年来，他多次提出“中医现代化”课题，他说，如今的中西医结合之核心就是中医现代化，要善于利用西医的长处补充到中医当中去，更好地为中医服务。为此，他常劝告中医学校的学生一定要深入学习中、西医，知己知彼才能更好地结合。他不仅为兴建中医儿科医疗中心奔走呼吁，还拿出多年积蓄捐资成立“刘弼臣医学发展基金”，以长期促进中医事业发展。
在半个多世纪的从医生涯中，刘弼臣治病救人、教书育人，把全部心血和精力投入到中医事业中，是业界公认的中医儿科一代宗师。（刘昌明 刘昌艺 刘昌研）
刘弼臣（1925－2008）
刘弼臣，男，汉族，生于1925年6月6日，江苏省扬州巿人，中共党员、农工党员，2008年9月逝世。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儿科研究室主任、教授，著名中医儿科专家、儿科教育家、研究生导师。国务院首批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国家教委确定的全国9位中医终身教授之一。中华中医儿科学会名誉会长，全国中医药高等教育学会儿科分会理事长，全国中医儿科科研成果评审会主任，高等中医药院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第八、第九、第十、第十一届北京巿人大代表，第八届全国政协科教文卫体委员会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