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继学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一百天了。他离开我们的时间越久，我们越发怀念，我与先生接触过程中的点点滴滴越发清晰，他的音容笑貌历历在目。
我从1979年到长春中医学院（长春中医药大学前身）读书，就听说他是学校知名教授。但我学习中药学专业，并没有机会听先生的课程。后来，我留校从事大学生教育管理工作，又到学校办公室和人事处工作。尽管我和先生在同一所学校，但和先生接触并不多。
2001年，我到吉林省中医药管理局工作。这倒是比在同一单位多了和先生接触的机会。先生不但在中医药学术方面有突出的业绩，在医德医风方面为我们树立了榜样，而且在发展中医药事业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吉林省中医药界，乃至全国中医药同行中具有崇高威望。人们习惯一提到吉林中医，就会联想到任继学，他成为吉林中医的一面旗帜。
记忆尤其深刻的是在2003年癸未之春，面对“非典”，先生勇敢地站在了抗“非典”的最前沿，表现了一个医者的责任和担当，展示了其精深的中医药学术功底、面对压力的学术精神和为中医药争得空间的大医情怀。
2002年年底，“非典”的病例开始在广东出现，这引起了先生的注意，他和在广东的学生多次进行电话探讨，研究治疗方案。2003年初，“非典”疫情开始在全国蔓延。先生决定到广东，亲自到“非典”疫情的最前沿。当时，学校的领导、学生们、家人都劝先生不要去。因为那时先生已经年近八旬，大家为先生的身体着想。先生说：“你们害怕你们不去，我不怕传染，我要去看看这到底是什么病。再说，还有我的老朋友和学生在那里，我要和他们一起研究研究。”后来，先生亲赴广州。在那里，他和广州中医药大学邓铁涛先生，和他的学生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先生看来，这当属中医所说的“时行瘟疫”，古人已经有了这方面的认识。同时，他预测，夏季后，“非典”疫情将得到有效控制。
进入4月，吉林省开始出现“非典”病例。当时，省里成立了抗击“非典”的领导小组和专家组，我担任中医药救治组组长，负责中医药机构和人员协调工作。在抗击“非典”的安排上，开始并没有中医药的参与，这时，先生很着急，希望发挥中医药的作用。
先生直接找到我，希望通过我们直接和省领导见面，希望能让中医药参与“非典”的治疗。后来，经过卫生厅和政府办公厅的安排，先生直接向时任吉林省副省长李斌进行了汇报，并得到了时任吉林省省长洪虎的同意，中医药开始介入“非典”的治疗。他亲自担任中医药专家组组长，24小时在家值班，随时接听来自一线的病例报告电话，指导治疗用药。
为准确辨证论治，由年轻的中医医生进入“非典”患者病房，采集病历，再由先生提出治疗方案，将中药送入病房。不久，接受中医药治疗的患者症状得到有效的控制。有一个危重病人，病危通知已经下了5次，先生用“梅花点舌丹”和“六神丸”，将患者生命挽救回来。
其实，任继学先生从广州回来就一直在思考应对“非典”的办法。以先生出方研制的“扶正除疫颗粒”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诞生的。实践证明，9万多人份的“扶正除疫颗粒”很好地发挥了预防疾病的作用。
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正是有像先生这样的中医大师的积极努力，让公众重新认识了中医，让西医同行重新认识了中医，也让中医药从业人员重新认识了自己所从业的中医。这一认识来自于先生的学术底蕴、学术自信和学术勇气，更来自于他对中医药的责任。
其实，不单单是在癸未之年“非典”来袭，这些年，我每一次陪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吉林省政府领导看望先生，他每一次说的都是关于中医发展的问题，从来没有说过自己个人的事情。即便是在他得病之后，大家到家中看望，他的话题仍然是中医。
对先生而言，中医是他的全部，他对中医的信念不动摇，他把中医融入到自己的生命之中，体现在自己毕生的言行之中，并在癸未之年的特殊时期，以巨大的勇气实现了人格的升华。作为国医大师，他自身具有的崇高学术品格，使他的医者生涯、学者经历、师者之路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在中医药事业发展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正是像先生这样的“真中医”，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中医，不断推动中医的学术进步，弘扬中医文化精神，让中医药为人类健康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先生是我们的榜样，给我们确立了标尺，指引我们前进。
任继学是一位医德高尚的长者，也是一位皓首穷经的学者，他为中医药学术进步鞠躬尽瘁，为中医药事业发展奔走呼号。先生永远值得我们怀念。